“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至今，我们仍浩叹19世纪中叶的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小说《双城记》的开篇写下的这些看似矛盾却富有哲理的话语。
无独有偶，再前溯约一百年，哲学家狄德罗对人性作出这样的阐释：“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
狄更斯为城市赋予的两面性与狄德罗对人性的阐释有异曲同工之妙，虽时代不同，却相同而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宿命。而在更早以前东方的中国，哲学家们早就为“性本善”和“性本恶”的二元命题喋喋不休，为当政者们指定了两个治政的方向，同时也是造城的方向。
有什么样的人群就有什么样的城市
关于人性的两面性宿命是无法开启的枷锁，有什么样的人群就有什么样的城市。纽约、东京、巴黎、伦敦、柏林、莫斯科和北京同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城市，却有不同的归宿。三百年历史的纽约城成了自由经济体制下冒险者的天堂，在城市规划方面秉承着西方契约精神的自律，论城市多样性当今世界无出其左；东京自《美日和亲条约》起承载着大和民族的自强精神，城市繁华忙碌而有序，终成东方城市建设的标榜；1958年巴黎在高速发展时期开辟了新区，避免了昂贵的城市拆迁，保持了强劲的城市竞争力；伦敦正如英国绅士的彬彬有礼，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二十世纪，立足伦敦老城，发展一系列卫星城镇，有机疏散城市功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90年，两德推倒柏林墙，德国人严谨的作风在大柏林的城市规划图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世纪初的繁华、世纪中的战事以及政治中的冷漠，一一展现在她城市的肌理脉络中；不败的莫斯科深深地烙刻着斯大林时期的印记，如蛛网般层层向外辐射的公路网似乎还在诉说苏联帝国的辉煌，数量众多的图书馆、博物馆、革命印记让人感受到马克思精神的无所不在；北京则到了最后关头，经过十几年的拆城运动，老北京已存不多，新北京环境一再恶化，市民生活非常不方便。
在中国，由于城市环境的不断恶化，人们开始津津乐道大连、青岛、厦门和珠海的好。东南城市厦门一直笼罩在宜居城市的光芒之中，蓝天大海青山绿水赋予的自然优势令她格外温存，这些难能可贵的光彩跟随着厦门市民的脚步已经很长时间。然而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膨胀留给了厦门一个世纪之惑：我们将把一个什么样的城市交给下一代？
厦门的怨恨
当中国八亿农民怀抱着城市梦想纷纷涌入城市的时候，更多的城市人内心闪烁着令人费解的乡村情节，渴望同时拥有城市和农村。这个梦是遥远的，也是幼稚的。乡村里的蓝天固然美好，茅房里的蚊虫同样令人难以忍受；乡村里的绿色食品虽然诱人，然而生活上的诸多不便更令都市人郁闷。
乡村有乡村的怨恨，城市也有城市的怨恨；乡村怨恨物质的匮乏，城市怨恨精神的空虚；乡村越来越空，城市越来越大；乡村是漫步放歌的好场所，而城市则还在为透气挣扎。我们的城市到底怎么了？
十八世纪末叶，瓦特的蒸汽机把上帝送上了资本主义的轨道，从那以后，城市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飞速发展。如同资本一样，人口迅速往城市集中，大伦敦、大巴黎和大伦敦由此诞生，不幸的是，也孳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祸害——大污染、大瘟疫、大拥堵。
城市越大，矛盾越多，这似乎是无解的难题。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后，随着卫生、科技、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进步，瘟疫已经得到控制，然而更多的难题还在现实的天空中摇摆，如住房难、行路难、压力大等现代城市病。
后工业时代的厦门，已经把城市的大饼摊到覆盖整个大厦门，海湾城市的梦想在蓝图上喷薄欲出。老城之内，锹飞镐舞，大片建筑推倒重构；老城之外，歌舞升平，向天空要发展。与此同时，房价以火箭升天的速度向上攀升，已脱离政府的控制层面，出乎普通老百姓的想象。
高强度的城市开发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目前厦门岛内的人口已达百万之众，甚至更多。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0000人左右，大大高于纽约的8811人，巴黎的8071人，伦敦的4554人。同时，不少于27万辆的汽车以蜗牛的速度在130平方公里的岛内匍匐爬行，更多的平民在号称“穷人游艇”的公交车上患了乘车焦虑症；数量庞大的“打工军团”在这个宜居城市里吝啬地算计着目前的生活，对于未来，他们一片迷茫。
工作压力大、住房负担重、收入不平等、医疗无保障、治安越来越乱、环境越来越差……美丽的厦门进入了城市病的高发时期。静下心来想想，我们是否看得清现在的厦门？
把道路交还给市民
1998年，恩里克·佩那罗舍向他的选民发问：“这个城市是属于谁的？”选民们振臂高呼：“属于人民！”“但我看到的情况是，这个城市还不属于人民，”恩里克说，“因为百分之二十的人在控制着百分之八十的道路面积。” 他转过身去，大笔一挥，把百分之八十的道路面积划给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建设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容量快速公交系统、拉丁美洲最大的自行车道路网络和世界上最长的步行街。
在恩里克出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长之前，这个城市700万的市民饱受着出行难和汽车尾气污染之苦，类似今日厦门岛的交通困局。城市是为人而造还是为汽车而造，恩里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于是仅用了两年的时间，BRT（Bus Rapid Transit，即快速公交系统，享有专有路权，灵活集成车站、车辆、运营、乘客服务和智能技术等要素，具有快捷、可靠、舒适、低成本的大运量公共运输服务系统）建成使用，波哥大得救了，而恩里克也成了世界级的红人，被频繁邀请出访，为各大城市的交通问题号脉。
反观中国城市，尚处在汽车为王的时代，政府成了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他们不顾一切推翻前面的障碍物，为汽车生产商和汽车拥有者高吹奋勇前进的号角，于是大马路纵横交错、环环相扣，“人车不便”是当然的结局。
对于莲前路、厦禾路等路面的开挖施工，有相当多的市民还不知其意。这便是厦门的BRT一期工程，共建设5条主线、1条联络线，全长157公里。5条线路中，包括由第一码头至厦门（新）客站的1号线、成功大道专线、环岛干道专线、集美——同安工业园区线和海沧线。市规划局表示：近年来我市机动车辆增长迅猛，中心区道路设施供不应求，跨海通道交通繁忙，迫切需要发展大容量快速公交系统。
正如恩里克所说的“伟大的城市属于人民”，伟大的城市也舍得牺牲汽车经济利益来换取更大的城市利益，把80%的道路面积交还给市民，城市环境和经济得将到可持续的发展，更重要的，将得到市民真切的热爱。
城市多样性的悬念
在人类城市史上，城市被附加了各种意识形态的意义。不管是封建城市、资本主义城市，还是共产主义城市，所有城市都声称为人而造，然而几乎所有的城市都不能深刻地理解人，并庇护人。什么是伟大的城市？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已一语道破：“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而环顾当今城市，问题丛生，为此，政府、地产商、市民、哲学家和城市规划学者纷纷出谋划策，希望能找到医治现代城市病的良方。
18世纪的产业革命催发了城市化，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随之而来的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住宅短缺和疫病流行，使城市遭遇了空前的质疑，也催生了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诞生。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开始，后来者一次又一次完善、补充、推翻或颠覆前辈的理论，各种有关城市规划的理论层出不穷。霍华德，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启蒙者，视大城市为“重病患者”，主张用田园乡村来稀释城市，用不断减少居民数量的办法来“医治”这些“病人”，但这个学说没有得到真正的实践。
后来者沙里宁提出了著名的“有机疏散”理论，主张疏散城市的各项功能。他建议把城市的人口和就业岗位分散到可供合理发展的非中心地域，尽可能实现每个区域居住与就业的平衡，从而最大限度避免市民每天无谓的“长途旅行”。
而法国建筑家柯布西耶主张以人口高密度、建筑低密度的方式改造城市中心，在较小的用地上发展高层建筑，腾出大片土地辟作花园绿地，以大马路、高架桥满足小汽车之需。然而大绿地、大马路和高架桥缩减了人气导致商业衰退，大公路刺激车辆疯狂增长，“田园”里的树木挂满了来自空气中粉尘。
不管是霍华德、沙里宁，还是柯布西耶，他们的学说都遭到了简·雅各布斯无情的批判和嘲讽。雅各布斯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以异常激烈的言辞抨击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她指责那些规划精英们只对城市“应该”是什么发生兴趣，从来不去理睬城市是怎样的存在，他们永远在告诉人们“你的腿应该长多长”，却不能明白“能踩到地上就行”。
雅各布斯为大城市与高密度作了辩护，认为没有密度就没有多样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城市的活力；她讥讽规划精英们无一不是“放血疗法的后裔”，他们使城市及其周边变成了一碗单一的、毫无营养的稀粥，其结果是城市的自我毁灭。
城市多样性是城市健康发展的有效法则，面对厦门老建筑的去留和城中村的去留问题以及更遥远的海湾城市远景，我们需要更多的理智、技巧与耐心。一个城市不能只有一个阶层存在，不能只有一种建筑观指导，多阶层的分工协作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良好发育。中国的许多城市急于消灭影响城市形象的“城中村”，而“城中村”正是廉价劳动力的聚集地，正是中国城市竞争力的蓄积地，如果拆得这个城市只剩下所谓“高素质人口”曲高和寡无人伴奏，它还会有竞争力吗？
时下美国城市规划学界兴起了一股“新都市主义”运动，它反对城市非人性地蔓延扩张，提倡紧凑发展；将多样性视为城市活力之源，推动城市功能的混合使用；认为历史文化保护对增进社会认同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低租金的老建筑是城市多样性的孵化器；提出应建设宜人的适合步行的街区，唤醒人们对街道生活的感觉。以上这些正是老厦门的写照，如中山路一带和鼓浪屿。在新一轮的海湾城市建设中，厦门应好好温习历史，辅以必要的改良，不必再来一次“新都市主义”式的醍醐灌顶。
新厦门建立在老厦门的基础上，富裕的厦门来源于她的多样性，看得见的厦门要对得起看不见的厦门的历史。未来，海湾城市的建设留给了厦门市民一个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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